李谕照例去清北转了转，有时间就会在这开讲座。
与在日本讲授的完全不同，李谕把重点全放在了最擅长的物理学和机械学上，而且全是最尖端最准确的前沿理论。
尤其物理，李谕很有把握将来再让中国搞出三四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来。
清北请来的老师大部分还是讲更加传统的热力学之类，李谕则完全走的是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的路线。
可惜现在只有他自己能讲，时间又没那么多，只能给个大致方向，让他们打好基础然后去国外留学。
而说到诺奖，又不得不提我们的老朋友——辜鸿铭了。
李谕在北大校园中凑巧碰到了他，也说不上凑巧，现在的校园压根不大。
21世纪时，有一则关于“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就连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网站均有采纳，一些正规的学术着作中也偶有提及。
煞有介事的论述无疑为辜鸿铭的生平轶事又添了一抹传奇，而辜鸿铭也由此被错误地捧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历史桂冠。
但查证资料后就会发现，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共从总计32项提名中产生了28位被提名者。其中获得提名的法国籍和丹麦籍作家各5人，英国籍作家4人，西班牙籍作家3人，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籍作家各2人，比利时、印度、爱尔兰、奥地利和芬兰籍作家各1人。
在所有被提名者中并没有中国籍作家出现。
毕竟辜鸿铭最引以为傲的那本《中国人之精神》还没有问世，要提名也得晚上几年。
1913年的提名中，除了获奖的泰戈尔，此后又有多人分别获得了1916年、1919年、1921年、1926年、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整体提名水平还是比较在线的。
此时的辜鸿铭拄着文明杖，就是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他刚刚收到聘书，再次来到北大任教，那根小辫子随之成了北大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北大管理层对辜鸿铭一直抱有一定期望。还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蔡元培刚刚成为教育部长，就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余杭章炳麟人极乖张，然其小学及古文词是可取的；厦门辜汤生性尤怪癖，然英文程度不浅。”
孙先生也曾说他是中国说英文最好的三个半人之一（另两个是英文《北京日报》总编陈友仁还有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
请他回来讲课属于正常操作。
辜鸿铭这次成了北大一级教授，工资相当高。
他提起文明杖对李谕拱手道：“恭喜阁下再添一枚诺贝尔奖，实乃普天之幸。”
李谕回道：“多谢辜先生的赞誉。”
辜鸿铭突然又说：“听闻李谕先生手头阔绰，能不能找你借点钱？”
李谕着实没想到每个月几百大洋都不够他花的。
这位老哥不知咋回事，经常陷入拮据，要靠别人接济度日，在民国文人中并不多见，况且他成名那么早。
李谕道：“好说，辜先生要多少？”
辜鸿铭借钱一点都不绕弯，理直气壮道：“1326大洋。”
李谕笑道：“还有零有整。”
“那是当然，多一个子也用不着！”辜鸿铭说。
对李谕来说这就是小钱，痛快答应下来：“今天我就让赵谦给先生送过去。”
辜鸿铭掏出一张纸：“欠条我已经打好。”
见李谕没有想接的意思，他接着说：“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先生放心，明年我的书在欧洲出版，绝对会收到一大笔稿费，还你这点钱易如反掌。”
辜鸿铭提到的书便是《中国人的精神》，李谕于是拿起那张欠条，说：“辜先生的书法越发精进了。”
辜鸿铭说：“在北京城，我可不敢说书法好。”
李谕问：“对了，记得此前袁大总统向五国银行团借款，曾请您做翻译，您当时开口就要6000银元做酬劳，难道没有给？”
“6000？我只是随口一说，最终连600都没给到！”辜鸿铭无奈道，“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所谓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据说他的这句话收到过英国编纂的词典中。
李谕笑道：“应该叫资本家。”
辜鸿铭说：“说起来德国的几本书好像特别喜欢用‘资本家’这个词汇。”
两人在校园中走着时，一群举着孔教会旗帜的学生从他们身边走过。
目前的北大还没迎来蔡元培的改革，仍旧透着许多旧时代的气息，有很多过去的旧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康有为的孔教会相当支持。
几天前康有为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的文章，引起了一阵漩涡。
辜鸿铭作为一个典型的维护传统文化的人，都看不下去：“康南海想得真美，自己没弄明白儒家，却搞出一个‘孔教’，简直如同五十年前的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
李谕一直反感这件事，但短时间内没什么办法，回道：“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