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差不多从半年前就派人私下接触恰克图的北海军了。
出面的人叫江布拉，是王府管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他是通过“美公玉记”的掌柜田通宙在跟北海军进行走私生意，交易量并不大，处于试探阶段。
然而交易了两三次后，范统便感觉出江布拉不是一般的走私贩子，他估计对方背后不是某个札萨克王爷就是台吉贝勒。
从他要的货物种类来看，都不是普通牧民能用的起的东西。这年月牧民需求最迫切的只有三种,粮食、食盐和茶砖，偏偏江布拉一样都没要，反而买了火柴、香烟、白酒、铝锅，甚至连香水、丝巾和玻璃都要了一些。
清代蒙古地区通行的“货币”与其说是银子铜钱，还不如说是茶砖。以前恰克图和买卖城跟俄国人做生意，都是拿茶砖支付。不过由于赵新往伊尔库茨克市面投放了大批茶叶，范统这边并不需要茶砖,所以江布拉的付款方式除了银子就是金子；次数多了,很是让车登多尔济肉疼。
不过北海军的东西是真好，光是装白酒的透明玻璃瓶子就十分抢手。这玩意哪怕是不小心摔碎了，叫人把碎块打磨一下做首饰，谁敢说不是好东西？
至于买卖城那边，自打前年“合裕安记”的掌柜田通和勾结沙俄绑架范统、乌希哈和波尼娅三人，事败被抓后，为了挽救弟弟的性命，“美公玉记”的掌柜田通宙便开始跟北海军私下联系，以定期提供买卖城和库伦方面的情报为条件，换得田通和没被送去虾夷地挖煤。
之后田通和则被发派到伊尔库茨克，当了一名教书先生，负责教授新来的移民读书识字。
而当初那条运送范统等人的走私密道，在经过拓宽加固后,俨然成了北海货进出买卖城最大的走私通道。范统甚至找赵新帮忙，在密道里安装了一套使用电机的单轨运输系统，不管是运货还是运人都十分方便。
对于北海镇来说,光是在买卖城发展几个晋商当内线是不够的，毕竟喀尔喀各部的内部情况只有蒙古人自己最清楚。于是范统便在近期通过密道见了江布拉一面,这才有了车登多尔济跟儿子的这番谈话。
身为札萨克亲王的车登多尔济之所以会这么做，首先是看出了北海镇即将席卷天下之势，于是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意图恢复土谢图汗部对外贝加尔塔布努特族--也就是布里亚特人的统治；其次么，他还希望借此机会，能将漠北的宗教治权重新收回来。
布里亚特人的事其实是喀尔喀跟沙俄的旧怨，前前后后延续了一百五十年。
话说喀尔喀与沙俄最初建立关系，那都是明代万历四十年的事了。当时漠北蒙古渴望与俄国商民发展边境贸易，以便得到他们在游牧社会经济不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为此，当时以札萨克图汗部和土谢图汗部为首，力求同俄国人保持马匹和牲畜的贸易往来，并在科布多开设了互市。
对沙俄当局来说，当时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通过蒙古人打通前往中原的商业道路，进而与中原王朝建立贸易关系，于是沙俄便极力同喀尔喀三部汗建立经济交往关系。随着沙俄的触角伸进贝加尔湖地区，双方交往日趋活跃。
十七世纪上半叶，沙俄主动与阿勒坦汗和车臣汗通使，不仅进行频繁贸易，还极力劝说其归顺俄国。然而喀尔喀各部察觉了沙俄对漠北蒙古的觊觎之心,对其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严词拒绝。
到了1640年，蒙俄关系的性质终于发生变化。哥萨克头目玛.佩尔菲利耶夫率领一支俄军向贝加尔湖以东扩张,经过数十次的武装进犯，最终于1666年--也就是康熙五年，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游牧地。
同时，沙俄还直接侵入色楞格河流域归属土谢图汗管辖的地方，先后建立了伊尔库茨克、色楞格斯克（乌兰乌德）、赤塔、尼布楚等诸多据点，强行征收皮毛税、掳掠当地人口和牲畜，美其名曰“保护布里亚特人不受蒙古人欺压”。
是的，伊尔库茨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曾经是土谢图汗的地盘，而布里亚特人的另一个名字则是“塔布努特蒙古族”！
面对沙俄的侵略行径，土谢图汗曾多次派遣使臣进行交涉，严厉谴责沙俄的侵略罪行，要求俄国退出侵占的领土。此后的十几年间，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和沙俄的敌对行动不断发生，日益频繁。
康熙三年，土谢图汗和车臣汗派兵攻打尼布楚；康熙六年，土谢图汗派库留克宰桑到莫斯科交涉，抗议沙俄在该部领地上非法建立色楞格斯克城；康熙七年，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派兵攻打贝加尔湖以西的一些沙俄堡寨；康熙二十一年，色楞格斯克附近的蒙古人奋起反抗，击毙击伤许多沙俄侵略军，夺回大量被抢去的牲畜。
康熙二十三年，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再次严厉警告俄军撤出外贝加尔，要求俄方释放归还塔布努特族，否则双方过去之交往一笔勾销，亦再无和平可言。由此可见，“布里亚特人”的问题，对于喀尔喀蒙古具有重要意义。
康熙二十七年，土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