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一向喜欢收藏，不然也不会跑去中国买那么多古书。
静嘉堂就是岩崎家专门用来收藏古物所用。
此时静嘉堂中最显眼的展室面积不小，东西却很少，中心位置放着两个小小的瓷器，——是真的很小。
但一看铭牌，李谕就知道为什么要摆在这儿了，这两样东西分别叫做：“付藻茄子”、“松本茄子”。
它们是日本茶道的至圣之品，南宋时传入日本。日本战国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趋之若鹜，几乎成了权力的象征。
这两样东西学名叫做“茶入”，是茶道中使用的器具，长得很像胖胖的圆茄，所以才有“茄子”这样的名字。
当时为了买它们，三菱第二代总裁岩崎弥之助花了自己一整年的薪水。
除了这两件茶道圣品，四周还摆着许多其他茶具，基本都是日本战国时期的东西，价值不菲。
另一间显赫的展室，则收藏了大量的日本武士刀，许多也是古物，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国宝级别的东西，但李谕看见武士刀就想起侵华战争，烦到不行。
至于岩崎家族为什么可以搞到这么多藏品，与明治维新关系很大。
至于岩崎家族为什么可以搞到这么多藏品，与明治维新关系很大。
从1870年开始的三十年，锐意“脱亚入欧”的明治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废佛毁释”政令，许多佛教大寺院被占为神社，寺内文物被豪取强夺。就连奈良法隆寺这样显赫的大佛寺，也要采用主动上缴寺内宝物献给天皇（即后世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法隆寺宝物馆所藏），以求躲过一劫。
另一方面，失去了社会身份地位的大名家、武士家为解生活之困，也在不断地低价抛售旧藏。
可以说，那三十年间，日本传统古物的多舛命运，类似中国历代动乱时期。
（无意影射什么，但这种事在许多国家真的都发生过。）
在当时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明治社会，洋风洋物更受日本国收藏家喜爱，反而欧美人士甚至中国学者涌至日本搜集文物。就比如赴日的黄遵宪、缪荃孙、杨守敬等，他们收集了许多善本秘籍回流了中国。
如果李谕现在想要在日本收集文物，仍然能够以很低廉的价格搜集到不少德川幕府、日本战国，甚至镰仓时期的东西。
岩崎久弥指着刀剑馆中最名贵的两把剑说：“这把是手搔太刀包永，这一把则是古备前高纲太刀。”
李谕对武士刀了解极少，最多就是海贼王里索隆的几把刀，什么秋水、和道一文字、三代鬼彻啥的。
硬要类比一下的话，岩崎收藏的这两把刀相当于海贼王里最顶级的无上大快刀十二工。
岩崎家收藏了这么多名刀，同样是因为明治政府的政策。1877年（明治十年）日本颁发《废刀令》，明令除穿大礼服者（主要为皇室成员）、军人警察之外，其他人士禁止带刀。
一夜之间，无数武士世家被迫抛售祖上名刀。岩崎家族便借此机会，搞来了很多。
其他的展室则藏有大量的瓷器、漆器、古籍等。
总归是没有让李谕更加感觉痛心的皕宋楼藏书，之后的展室看下来没有什么大的心理波澜。
参观完时，河井荃庐已经等在了会客厅。
李谕在纸上写下了“李谕印”三个字，河井荃庐道：“李谕院士精通西学，不知想用什么字体？”
李谕说不上来太多，只能随口道：“尽可能古朴、简单一些吧。”
河井荃庐略带赞赏地说：“锐意新学，又回归古朴，实有返璞归真之意。”
河井荃庐又问道：“需不需要在下先做出印章图样，再行篆刻？”
“来不及了，”李谕说，“先生自由发挥便，时间紧迫。”
一般来说，一枚上等的印章刻好需要三四天以上。
岩崎久弥加了一句说：“河井先生选用最好的玉石，费用我们出。”
李谕明白背后的道理，这是他们的示好，也是心理上的试探，于是同意了：“感谢岩崎先生。”
这些日本大财团，实话说对李谕挺尊敬。
毕竟是生意人，古今中外几乎都这样，再穷的国家，只要大家能做买卖，那就当贵客看待。
李谕当年有个同学，家里是做外贸生意的，李谕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崇洋媚外一说，态度很简单：让我赚钱，你就是顾客、是上帝；你要是不能让我赚钱、还瞧不起我，别管是不是什么正统英国法国贵族，在我眼里屁也不是。
三天后，河井荃庐刻好了章，李谕拿过来看了看，感觉挺好的，但河井荃庐倒是有些过意不去：“有赶工之嫌，一旦时间存在限制，我才终于明白自己与吴昌硕大师的差距有多大。将来再去杭州，一定要继续学习。”
河井荃庐此后的确几乎每年都去杭州学习。
李谕纳闷道：“不就刻个字嘛，有如此大差距？”
“应当说非常悬殊的差距！”河井荃庐叹道，“将来先生如果可以获得一枚吴昌硕大师的印，将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谕耸了耸眉毛，回国后确实有必要再刻个印。
毕竟自己已经有了不少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