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打的就是消耗，但同样打的也是智慧和勇气。
一个国家，一个王朝的特质都是与生俱来的，一支军队也是如此，汉唐气象可不是说说，宋人就极难做到汉唐的威武大气。
就连都城与宫殿都是如此，但大宋却有着相当发达的技术，在军事上的不足可以使用技术来弥补。
这也是为何大宋的在对外战争中胜多败少的原因，如果纵观宋史就会发现，其实大宋与外族之间因各种矛盾所爆发的战争胜多败少，但败的往往都是最不应该败的战争。
只能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因为宋人的武器装备先进，战法也不能说是落后，但在尤为重要的关键一战中往往缺少游牧民族那种向死而生的勇气。
当汉家的军队拥有这股子无畏的勇气后，汉家的军队便会所向无敌，就算是在大宋变得极其衰弱的时候，依旧有一两支强悍到无敌的军队存在。
他们的存在就是汉家文明最后的底气，也是背负了江山社稷，汉家传承的铁血所在。
可惜，只有在汉家王朝即将走向终结时，才会出现这样的强军劲旅。
而游牧民族为何强大？不是因为他们常年茹毛饮血所带来的强健体魄所至，相反他们的身体甚至不如吃粮食的人来的健康。
游牧民族的强大正是来自于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贫困，饥饿，天灾，缺医少药和不断的死亡。
在那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环境下，游牧民族要与天斗，与地斗，相比天地之威的伟力，与人斗才是最简单，最轻松的。
他们并不惧怕死亡，他们敢于在绝境中进行最后的反抗，哪怕挥最后一下刀，射出最后一支箭矢，但农耕民族就不行了。
游牧民族作战时往往为了子孙后代着想，他们在拼命前想着的是如何多抢一些财富留给子孙后代，而农耕民族则是在想自己的土地，家中的婆娘，就算是房前屋后的家禽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脑袋里，这让他们产生了胆怯之心。
不同环境下的民族性格当然不同，而汉家每一次战胜游牧民族不是因为他们的想法改变了，而是因为他们的体量已经庞大到游牧民族毫无办法。
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定会引起质变，而质变才是最难以跨越的鸿沟。
汉家以农耕为主，有源源不断的积攒，不断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一点也是游牧民族最羡慕的所在。
所以叶安才能说动草原上的部族帮助河西抵挡这一次的辽人进攻，他答应给草原通商的机会，答应给他们更多的生活所需。
只不过有些人只能看到表面，作为一个后世人，叶安可以非常从容的，面不改色的用自己领先游牧民族不知多少年的经验来“算计”他们。
从河西，游牧民族得不到所谓的积攒，只会越来越屈从与利益的支配，当草原牧场上的出产成为河西的进口时，当羊毛，牛皮，牛筋等物成为河西长期稳定的货物后，他们也将成为河西利益中的一环，成为原材料的输出地。
离开了河西，离开了商业资本，他们的羊毛就会毫无用处，他们的牛皮，牛筋就会迅速的掉价贬值。
他们的牧民，这些天生的战士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如何把这些多余的生产资料给卖掉变成财富而不是负担，脑袋中不会再有重新拿起长刀和弯弓去掠夺财富的想法。
改造在继续，不过现在的河西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从一步到一百步，最难的不是之后的九十九步，而是从零到一的这一步。
一旦这一步走通了，走好了，那么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就会被彻底改变，历史也将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这是叶安的谋划，一场远比宋辽夏针对河西的阴谋更大的谋划，更大的阳谋。
他甚至要感谢宋辽夏的联手，感谢他们给自己施展这种战略谋划的机会，如此才显得理所当然，如此才会让草原上的塔塔尔部，乞颜部，克烈部，梅里急部放下戒心，认为是河西走投无路才会寻他们歃盟。
至于河西在东线的胜利，叶安没有过多的庆祝，迅捷军是一支拥有全新制度，全新训练，全新思想的军队。
迅捷军的武器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火器，战法是千百年来汉家智慧的结晶，用高于这个时代文明的技战术武装起来的思想过硬的战士，还无法击败落后腐朽的宋军，叶安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大开河西门户，任由这个时代的荒蛮将河西啃食殆尽。
曹仪和他手底下的镇戎军从来都不是威胁，如果是，那出现在兰州的就不会只有迅捷军，而是会有西烈军，怀远军，甚至是临时征召的动员军了。
人海战术对于河西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相反对方的人海战术更有利于河西军队进行打击，进行有效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
当西夏军队出现在合罗川的战报出现在大政府时，叶安便发出快意的笑容，他一直在等李元昊按耐不住，一直在等来自辽朝的消息。
现在辽朝的军队被草原上的部族不断袭扰，而兰州城已经被迅捷军拿下，自己终于可以放手对付西夏了。
辽人的态度一直是隔岸观火，他们从游牧文明过渡到半农耕状态后，从汉家身上没有学到深谋远虑，而是学到了“有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