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大帝细细思虑道:“北平，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甘肃等地方，其他的江南地带，天气比北方能好一点，所以需要的银两并不是很多。”
朱雄英轻轻点头问道:“不知朝廷能拿出多少钱来？”
:“朝廷估摸着在三百万两左右吧。”
:“既然朝廷拿三百万，那我也提供三百万两吧，另外，明年开春以后，我打算修建京师内的道路，等随后再修建京师通往其他地方的官道，所以，明年爷爷您缺钱的话，就不要找我了。”
洪武大帝嘿嘿一笑说道:“大孙你放心，明年爷爷绝对不找你要钱了。”
朱雄英撇撇嘴说道:“爷爷，您说的话，也就您自己听听就行了，到时候遇到灾荒，国库没钱，您指不定又找我。”
洪武大帝哈哈大笑一声说道:“谁让你有钱呢，你若是没钱，爷爷我也不会找你的。”
朱雄英无语道:“我有钱，难道有错吗？”
:“你没错，错的是咱成不？”
洪武大帝笑呵呵的看着朱雄英。
朱雄英叹了一口气说道:“爷爷您放心吧，明年国库的收入肯定不会低的，最起码要比今年多。”
:“你说的是赋税改革能提高国库的收入？”
:“这个是自然的，虽然百姓缴纳的赋税降低了，但是商业赋税提高了，而且商业的赋税要比百姓缴纳的税还要高，所以国库的收入自然会提高的。”
朱雄英又看着洪武大帝说道:“还有一件事情，您务必要在年底前落实。”
洪武大帝问道:“你又要改革？”
朱雄英摇了摇头说道:“并非是改革，只是建议爷爷提高官员的薪酬。”
谈到官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少人都认为必定十分富足。这样的想象主要受两种文学与历史记忆左右。
其一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咏的“朱门酒肉臭”，认为读书人一旦为官，自然收入丰厚，生活富足。
其二是历史记载所言的“田连阡陌”“雕梁画栋”，断定做官者必然家中富有田产，广有宅第。
事实真的如此吗？这或许道出了部分官员家庭生计的真实，却难以反映官员真实的全貌。
以明代官员为例，其有热官与冷官、富官与贫官、贪官与清官之别，收入与生活水平也是高下、贫富不一。
明代官员的收入构成，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正常收入，以俸给为主。
二是额外收入，包括正常的额外收入，以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明代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支取。本色支取的俸给，又可分为三种：一是“月米”。
大致为每位官员每月支取1石。这是官员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绢米”，即以绢折米，官员俸给每年有2个月支取的是折绢米，通常为绢1匹，折银7钱。
三是“折银米”，即以银折米，每年有10个月支取的是折银米。
明代官员禄米俸钞之数，最初确定于洪武五年。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又重新更定官禄，从正一品每年的俸给米1044石，一直到从九品每年的俸米60石，随之成为一代定制。
明代官俸之薄，堪称历代之最。从俸薪来看，明代与唐及五代相比，显然低了许多。
根据于慎行《谷山笔麈》一书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内阁大学士）的月俸，还不能达到五代北汉时的一半，与唐代相较，更是相差甚远。
内阁大学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至于那些下层官员的俸薪就更显低薄。据吕坤《呻吟语》记载，仓官每月的俸粮，只有1石；
驿丞的俸金，一年也只有7两银子。如此低薄的官俸，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门服役人员的工食银，难免导致这些下层官员出现“不足供饔飱”的生活窘况。
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洪武大帝思来想去只好在常俸之外，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
尽管在明代尚无“养廉银”之说，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养廉”。
如今官员津贴，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任时的“道里费”，地方官员朝觐时的“盘费”。
“道里费”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为知府50两银子，知州35两银子，知县30两银子。
地方朝觐官员的“盘费”，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近的则为50两—60两银子。
二是柴薪银。这项“柴薪银”津贴，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
举例说明，某人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一个月内，衙内诸如鱼、肉、蔬菜的开支，共计银子2两余。
这还不包括家眷的生活开支在内。可见，一个地方官员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是每月2两余银子，一年大概需要24余两银子。
这仅仅是地方官员的生活开支，若是在京城，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再加之各种必需的应酬开支，官员的家庭消费，明显会高出许多。
京城官员的消费，即使颇为俭朴，也需要每年将近100两银子，若是不加节俭，更是高达每年600两—700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