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倭寇统治下的津门，人民遭受了残酷的压迫与苦难，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扭曲。
在1937年7月30日津门沦陷后，8月1日，津门成立了“津门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由汉奸高凌霨担任委员长，并出任“伪津门市”市长一职。1937年12月17日伪“津门特别市”公署成立，高凌霨为伪“冀北省”省长兼“津门特别市”市长。之后伪政权机构又经过多次调整，日伪通过这些伪政权对津门进行殖民统治。
伪“津门特别市”公署委派警察局在保卫科内设保甲股，并组织保甲实施联合委员会，在各警察分局成立联合分会，负责有关实施保甲制度的各种事项。特务机关利用伪警察轮训保甲自卫团，让其作为镇压抗倭武装和围剿抗倭活动的反动组织，配合警察局进行清乡、清查户口、收集情报，严密控制人民。
倭寇侵略者对津门进行疯狂掠夺和经济统制，造成物价暴涨，粮食奇缺，生活必需品极缺。他们在津门实行物资封锁，严禁粮食等物资外流。除粮食外，对津门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实行“配给”，且“配给”原则是倭寇人优于华夏人，倭寇员工优于华夏员工，在日伪机构供职的华夏人优于贫民百姓，而本来很低标准的“配给”也根本无法保障，津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倭寇为搜刮财源和毒害华夏人民，在占领区公开出售毒品。伪政权成立“禁烟局”，但实际将贩毒、制毒合法化，禁烟局成了贩烟局。禁烟局通过控制土药公会倾销鸦片烟土，还采取配给办法鼓励华夏人吸毒，导致津门烟馆骤增，许多人陷入毒品魔窟，成为没有思想和意志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顺民”。
倭寇侵略者认为“报纸为舆论枢纽，是人民耳目之所寄，若言论庞杂，宗旨不纯，最足以淆惑听闻，影响社会”，因而对新闻和出版严格控制。沦陷初期，伪治安维持会成立“新闻管理所”，制定一系列新闻发布审查、出版报刊登记等制度，对全市的新闻发布、电台广播、报刊书籍出版发行进行全面严格控制。还专门成立伪市政府宣传处，对全市新闻出版严密检查、控制，沦陷后的津门人民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
倭寇侵略者在津门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建立殖民地文化。他们采取的方针是毁灭华夏民族文化，排除一切抗倭思想，灌输倭寇帝国文化，企图让华夏人民甘当亡国奴。日伪推行战时教育体制，一面加强思想政治控制和军事训练；一面动员学校节约经费开支开办农场，让师生开垦学校空地，种植粮食、棉花、将收获献纳倭寇军队。
倭寇侵占津门后，对津门人民实行了残酷镇压，但凡看谁有点像抗倭分子就抓起来严刑拷打，更有人因此遭到迫害，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在倭寇的残暴统治和残酷镇压下，部分天津百姓无奈选择离开家乡，四处逃亡以躲避灾祸。
倭寇侵略者占领津门后，全面掌控了津门的各个港口，包括海河沿岸的重要港口设施。他们对港口的装卸、运输、仓储等业务进行直接管理，以便于其军事战略物资的输送以及对华北地区资源的掠夺。大量的煤炭、铁矿石、粮食等重要物资被倭寇强行从津门港口运往倭寇本土或其在其他地区的军事据点，以支持其侵略战争机器的运转。
在港口周边及内部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力量，设置重重关卡和岗哨，对进出港口的人员、船只、货物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控。任何未经倭寇许可的活动都被严厉禁止，这使得津门港口完全处于倭寇的军事高压统治之下，正常的贸易和航运秩序被彻底破坏。
倭寇的占领严重阻碍了津门港口原本正常的对外贸易往来。华夏的商船要么被倭寇扣押、征用，要么因倭寇的封锁和管制而无法正常开展进出口业务。许多依赖港口贸易的华夏企业因此倒闭，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了津门地区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
倭寇在渤海海域部署了大量的海军舰艇和巡逻船只，建立起严密的海上封锁线。其目的一方面是阻止华夏军队通过渤海获得外部的军事援助和物资补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华夏沿海地区的抗倭力量利用渤海进行军事行动和物资运输。倭寇经常在渤海海域拦截、检查过往船只，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员或物资，就会进行扣押或没收。
-倭寇侵略者对渤海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他们派遣大量的渔船在渤海进行无节制的捕捞，使得渤海的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同时，还对渤海海域可能存在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进行勘探和开采，将这些资源掠夺回倭寇本土，用于其战争工业和国内经济发展。
倭寇经常在渤海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炫耀武力，对华夏沿海地区进行军事挑衅。这些军事演习不仅对渤海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还严重威胁着华夏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心理安全，给华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和不安。
一直到鲁东省被华夏军收复后，渤海区域的倭寇民间商船和捕鱼队开始减少，在第一次华夏海军和倭寇对战取得胜利后，特别取得制空权后，整个渤海区域的倭寇军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