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奴隶，或者说从亚美利加建国以来，我们就一直是奴隶，我们不用买卖，就是家养奴隶。我的父亲一辈出生就是奴隶，但是他相较于其他黑人要更幸运一些，他在我祖父的教导之下，识字认字，甚至还教别的孩子们认字。
但是识字并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不了他与生俱来的皮肤。他还是挨打，因为生而有罪的罪名挨打。
他有嘴巴，但从不辩驳，他有知识，却总是沉默。
他想让我成为一名律师，我想他是想让我替他把几十年的委屈和不公全都倾诉给大法官们去听。
他和我的妈妈在种植园就认识了，但一直到1870年才一起结了婚。他们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就被解放，虽然被解放了，但却失业了。
他们在农场出生，长大除了种地就不会别的。不光没工作，连饭都没地方吃了。只能给别人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后来，白房子颁布了《宅地法》，里面规定只要年满21周岁就可以花费十美元向当地申请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在这里耕种满五年，土地就归自己所有。
他们俩领到了一片位于堪萨斯的阿尔梅纳的一片土地，但这是一场赌博，赌输的结果就是一把枪，两颗子弹和两具尸体。
听我妈妈说他们拥有土地的前几年非常辛苦，堪萨斯的地并不适合耕种，需要深耕，需要水，需要农具、种子和马匹，这些要很多钱。
前几年如果天气稍有变动就会亏的血本无归，还好上帝仁慈地对待为他劳动的子民们，他们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呢？”在一个夜间餐厅里，肖恩带着蓝尼吃口饭，尽管一行三人皮肤各异，但看在罗宾的面子上，食物还是很快就端了上来。
简简单单一锅乱炖，长时间炖煮之下，豆子和土豆与肉汤融为一体，只有粘稠的口感不停提醒人们里面加了腰豆，还加了土豆。
肖恩舀起一片培根递到蓝尼的餐盘中，他还挺不习惯肖恩这样的服务，他的黑脸微红，将餐盘取了回来。
“后来，他们来了。
时代的恶意就是如此，只是一個异于常人的眼神，晚上可能就会魂归他乡。
几个喝醉了的蠢货，就因为证明他们该死的血统纯正和令人作呕的勇敢无畏，他们就敢杀死一个拥有纯洁灵魂的信徒。
他们穿着白色的绘着十字标记的袍子，戴着一个白布缝制的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可笑头套。带头的那个双手举着一个大十字架，堵在我们家门口。
他们叫嚣着让我爸爸出来，不然就将我们烧死在房子里。我爸爸出去和他们交涉，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交涉失败了，我听见外面有惨叫声响起，而后就是更大的喧嚣声，我听到有男人的怒吼声越来越小，直至声音完全消失。但是那群恶魔在却房子外面笑着叫着，要把除白人之外的一切人种全部抹除。”
蓝尼颤抖着将这一切说给肖恩听，他都没察觉他的眼泪早已滴到盘子里了。这一切不过发生在三个月前，而他也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小子。
肖恩只好不住地拍他的背，给他一些鼓励。最后实在不行就找来一瓶酒给他倒了满满一杯。
蓝尼端起杯子猛地干了一大口，喝得太急太快，酒液呛进气管里，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现在的他鼻涕眼泪全都出来了，连声音都沙哑了许多，也不知道是因为回忆还是真的呛住了。他清清嗓子继续说道；“也许上帝是仁慈的，当晚下起雨来，那帮恶魔没了在雨中玩乐的兴致就离开了，我和母亲才从屋子里跑出来看爸爸的伤势。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没多少气息了。我抱起他，将他身上的污渍和血痕擦干净，他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这是他珍藏多年的怀表，是他还是一个黑奴时，老主人送给他的礼物。
在最后他给了我，希望我能做个好人。
之后我们埋葬了他，将他埋进房屋前最爱的合欢树下。
但是他的愿望落空了，莪的内心只剩下了仇恨，我无法原谅，也无法放下，每天我都是在附近小镇的酒馆渡过的，跟酒保赔笑，打听那几个醉鬼的名字和样子，大多数是没有结果的。我太小了，不像是个酒客，打听的内容也太过奇怪，他们总是把我轰出门去，甚至会威胁像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我。
但是就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堵墙可以保证密不透风，也没有任何一个秘密能被所有人保守。
我还是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和样貌：加西亚·拉普，艾扎克·伍达，谢尔·莫罗，扎林·杜马。
他们是小镇上的流氓，混混，无所事事的垃圾和人憎狗厌的渣子，他们有时候会是牛仔，帮主家做一周的零工赚个五美金胡吃海塞，有时候是矿工，在工期紧急的时候拎着矿镐下井干活，连续一个月都见不着人。
他们行事粗鲁，性格暴躁，只要一点点的矛盾就是一顿争吵；他们目不识丁，不懂道理，把真理当做狗屁，把暴力奉为真理。
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别人说过的话感觉有些道理，但只能记下那长篇大论中的一句两句，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它曲解成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