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厅堂中众人皆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只剩下赵充国了。
霍光目光看向后将军，赵充国也终于将奏疏连同附文看完了，颔首道：”十分详尽，若非知道这任弘才二十余，我必以为这奏疏是一个五旬老吏写的。”
那附文是任弘细心为内朝诸公提供的资料，他提前写好的西域诸邦位置、远近、估量的户口数，以及可以征召的胜兵数目。
这一点是赵充国十分欣赏的，他打仗有个特点，那就是提前算好士卒牛马用兵所需的粮谷、盐、茭藁，每日巡视仓禀，检查所剩数量，要求粮官的上报必须精确到个位数。
因为赵充国绝非那种莽一波的大将，作战方式与秦时王翦颇似，越老就越沉稳。
赵充国已经出了抉择，缓缓说起自己的看法：
“一名汉兵从敦煌城到楼兰去，要走一个月，耗米一石四斗，自己决计是扛不动的，得让马匹驮负，如此又要加上八石麦豆，没办法，沿途鲜少牧草，畜生胃口却大。如此一来，千里之路，一千军队和马匹，就要消耗一万石粮，这还不算沿途物故人畜损失。”
“若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人力便能从西域诸邦调拨，过去发兵一千人才能抵御匈奴侵犯，或许征召两千西域兵便解决了，如此便能省一万多石粮食。”
“如此百利而无一害的举措，老朽不明白，为何还要争这么久，昔日孝武皇帝设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时，朝堂上可没这么多牢骚。”
这话让反对的三人有些难堪，赵充国却不管他们，继续道：“当然，经营西域的重中之重，还是屯田。去岁匈奴击渠犁围铁门，就是乘我屯田未成。只要渠犁、轮台、它乾屯粮有十万石粮食，匈奴便对西域无计可施。”
对于设置西域都护府的利弊，除了张安世一如往常那样不发表意见外，中朝诸人已经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都讨论完了，支持与反对，竟是三比三，只等霍光做出最后的决断。
霍光至今未发一言，目光扫在任弘奏疏的最后一句上，这是他最在意的一句话。
“九译之地羁縻为属国，辖于汉官，足以大贺，告于先帝！”
继先帝之业，完成孝武皇帝来不及做完的事，此乃霍光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
是啊，曾作为尚书事孝武皇帝二十年的霍光，亲手接过那幅《周公负成王图》的霍光，是最清楚这场汉匈战争本质的人！
太初四年时，孝武皇帝力排众议，决定重新对匈奴用兵时，给出了这样的理由：“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
雪耻、复仇，灭匈奴以全武功，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是先帝不能为众人道哉的目的。
“关西是大汉的根基，而关西需要这场战争！”
函谷关以西本为故秦地，民俗尚武而少文。而与之对应的关东之地，文化较之关西发达。故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之谣谚。
在孝武皇帝前，关东关西的对峙是很严重的，高皇帝留下的功勋贵族集中于关西，最后一位开国功臣申屠嘉执政到了孝景年间。而关东则为诸侯王所据，关东士人聚集在吴王、梁王、淮南王身边，隐隐与中央对抗。
可到了孝武时，诸侯国已削弱，开国的军功列侯也彻底衰败。大量关东士人为了前途，纷纷涌入长安，跻身朝堂。当时的文武名臣中，七成皆来自关东，加上表彰六经，以孝廉取士，连长安的中层官吏，也渐渐多了些关东口音。
关西的六郡良家子在六经上哪里玩得过关东人，他们从小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普遍认可的是驰骋沙场，立功边疆。若非对匈奴的战争让大量关西良家子跻身庙堂，他们恐怕早就被边缘化了。
在霍光看来，武帝朝的历次争执，不止是战和之争，枝干之争，也是地域之争，东西之争。
孝武皇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深知关中乃是大汉根基，除了迁徙关东豪强入居五陵，使之沾染关西风俗外，还将函谷关东移，把太行山以东的太原河东上党纳入关中——三郡风气与关西颇似，而霍光便是河东人。
又给六郡良家子照顾，容许他们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不过轮台诏后十余年来，东盛西衰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关东士人的声音越来越强，最终在盐铁会议上得到了总爆发，将他们对盐铁的愤怒都宣泄在桑弘羊身上，气得桑弘羊的助手丞相史痛斥贤良文学：
“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
虽然靠这群关东人打倒了桑弘羊，但霍光却在事后，维持关东盐铁专卖不变，却取消了关西的盐铁专卖！
霍光扶持关西，打压关东的态度，至此已昭然若揭。
这是为了维持大汉东西方的平衡，关东文化鼎盛，人口繁多，然太过尚文，必须以关西的尚武之风加以压制。
西风，必须压倒东风！
继承孝武遗志，重新开始对匈奴的战争，是让关西诸郡复振，继续把持朝堂话语权的唯一办法！
所以霍光心中，支持一切对巩固关西有利的提议，在河西置四郡如此，在西域设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