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张正书看起来“不学无术”的样子，很多经书典籍，甚至都瞠目结舌说不上来，但他用大白话说出来的道理，赵鼎甚至觉得可以比古之圣贤更为透彻？以往，赵鼎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是疯了，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家子，怎么可能比古圣先贤领悟的道理更深？
但是，赵鼎越是思索，越觉得张正书说的话，更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但凡是文人，一生都在追求着一个“道”字，这是他们认定的，要孜孜不倦追寻的真理。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屈原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不同的是，每个人追求的道不一样。从司马光的角度看，他追求的三代之治，人人尽尧舜，有错吗？没错，因在他看来，萧规曹随就是最好的，一切不变就能达到最好了。王安石有错吗？他的道，是富国强兵，是让大宋再次崛起，一改积贫积弱的局面。看样子，也没错。
那谁有错呢？
就是他们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坐下来谈的兴趣。
这就是儒家定下来的基调了，始终贯穿儒家的前后——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因为道不同，孔子诛杀了少正卯。口头上我辩不过你，就肉体上彻底消灭你。儒家靠着自欺欺人的伎俩，在汉武帝时终于窃取了权力，开始展露它极为排外的一面，影响一直到宋朝，甚至在宋朝到达了巅峰。党派之争，没有斡旋的余地，没有商量的余地，上来就是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终宋一朝，都是不断的在党争。这里面，要说没有皇帝的默许，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平衡嘛！
赵鼎先前，很明显的就是被这种言论给影响了。但是他接触了张正书之后，跳出党争的桎梏，从全局看问题的时候，他居然发现了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什么是国家。在这时候的宋人看来，国家是皇帝的，家才是自己的。国家倒了，换一个皇帝而已。家没了，人就没了。可张正书不这么看，要是没有外敌环伺，这种想法是没错。但是现在，看看宋朝的境况，辽国、西夏、吐番、交趾，甚至高丽都敢阳奉阴违，对宋朝有好感的，居然是孤悬海外的东瀛。讽刺吗？很讽刺，但这就是事实。
当张正书说出“弱国无外交”时，给赵鼎的冲击，简直就是直透心灵的。赵鼎第一次深深的察觉到了宋朝的积贫积弱，深深的意识到了宋朝的危机。
于是，赵鼎开始转而相信了张正书，因为张正书给出来的数据，资料，都可以说明了一件事——宋朝积贫积弱太久了。
“唉！”
赵鼎微微叹息了一声，等到契约拟好之后，他才抬起头问道：“那小官人，我们为何要办报纸？”
“当然是要引导舆论了，要是做得好，我们甚至能影响朝政，力挽狂澜。”张正书可是知道报纸的影响力的，当然，如果统治者要赖皮，便是再多的报纸也没用。不过，《京华报》只要提出了正确的建议，想必宋朝统治者只要不是眼瞎的，蠢到不会照搬的，估计都会有点改进吧？
“嗯！”得知了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赵鼎心中就舒畅了很多。
然而，张正书却陷入了沉思之中。
以舆论影响朝政，看似很美好，但其实一点用都没。因为朝中尽是士大夫，没有一个商贾的代言人。没有利益代言人，商贾想要登上政治舞台，发出自身的利益诉求，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张正书也知道，宋朝对这个防范很严，而且手段很高明。
你商贾不是有钱吗？行，输捐够了，给你一个官，但只是寄禄官，俸禄低得可怜，还没什么特权，只是名字上叫得好听一点。想要升官？对不起，几乎没可能。除非你文采过人，或者立了军功。但是商贾哪里可能去读书啊，赚钱都来不及了。
“看来，是要培养一个新兴的利益集团了，不然宋朝根本就没机会扭转乾坤……”
张正书还没来得及多想，酒阁子的门被打开了。
范员外领着一个秀才进来了，笑道：“小官人，这保人范某找来了。”
张正书有些好笑，范员外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想想也是，作为樊楼的店主，哪里可能让和乐楼骑在他的头上？
先前是没办法，范员外只能认了，等李师师的风头过去，樊楼还能凭借着整体的量反超。可是这样一来，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日。那时候，又不知道和乐楼趁势扩大了多少规模了。要是和乐楼店主的魄力再大一点，重新装潢什么的，说不定樊楼这汴梁城七十二正店之首就永久易主了。
范员外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他真的是别无选择了。
哪怕张正书开价到千贯一期，他恐怕也要捏着鼻子认了。
因为酒楼的名气，就等于是酒的销量！
要知道，范员外可是跟官府签了保底酒税协议的，酒税没达到保底的量，他自己要拿钱去填。为什么樊楼之前的店主破产了呢？就是酒税连续几年达不到这个量，花钱去填，填到最后，资不抵债了，只能把樊楼卖了填债。
别看在宋朝开酒楼好像很好赚钱的样子，其实有苦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