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也算是黄北村所在地保长强有力的候选人之一，就在他要躲避这次竞选的时候，上面来了一个主持投票事务的工作人员，他是当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来到家里和爷爷单独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号召爷爷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办事”。 投票结束那会儿，那工作人员已经看出来了，情况与爷爷不利。 也许应了那句“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古训，按道理投票的结果是要当场宣布的，但那工作人员为了爷爷能当上这一保的保长，当时掏出口袋里的大方手巾，一下子将那些纸票包了起来，一边包一边对周围的人说：“按照上面的指示，今天投票的结果要拿回去，叫上级统计后确定保长的人选······”。 在那种情况下，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没有多少天，上面的决定下来了，爷爷被确定为“保长”。 也只有半个月的时间，驻在当地的国军部队一夜之间走的无影无踪。 共产党来了，立刻，那个王姓的外甥便住在堰县县城，实名举报爷爷为国民党当保长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爷爷想尽一切办法寻找那个曾经和自己谈过话的人，是那个人让自己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办事”的。 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往哪里找去呢？部队转移都是秘密进行的，爷爷甚至连那个人的姓名都不知道叫什么。 在家里待不住了，爷爷就在一个深夜里逃到了大山里姑姑的家里躲了起来。 当时，爷爷心里还存有一种侥幸，他做梦都梦见那个人又回来了，证明了自己是“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干事”的。 期间，政府也多次派人来到家里搜查，但没有搜查到爷爷本人，都是空手而归。 但王姓的表亲一家从来也没有放松把爷爷绳之于法的念头。 他们暗地里派出本家的子弟到处打探爷爷的下落，经过仔细地分析，他们认定爷爷一定藏身在大姑姑的家里，并在出入大姑姑家周围道路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 大姑姑家的隔壁是王家的一个八扁担都够不着的老亲戚，平时根本没有什么来往，但为了找到爷爷的下落，王家人给那家家境不好的亲戚送去了一担麦子和一担棉花，那时了一担麦子和一担棉花分别是120斤和100斤。 在那饿死人的年代，那些麦子和棉花是非常诱人的，那家亲戚接到麦子和棉花后，就让王家的一个媳妇隐藏在自己家里监视邻居大姑姑家里的动静。 当时，姑姑的家里有两孔土窑，一孔土窑的最里端右侧打了一个“小拐窑儿”，原是打算堆放一些杂物，或者冬夏两季存放一些蔬菜之类所用，里面最多也只能容纳一个蹲下的人。 爷爷去藏身以后，大姑姑和大姑父就把那里边的杂物拿出来，让爷爷白天藏进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出来透透空气。 那个“小拐窑儿”的窑门不到半人高，一个人蹲下身子才能勉强地爬进去。 为了躲避搜查，那段时间大姑姑和大姑父就在那个“小拐窑儿”的门前支起来一张木板床，那木板床的高度正好高过那“小拐窑儿”的门。 做完这一切，大姑就在那木板床上铺上了一床的铺盖，自己就睡在那张木板上和父亲保持着那种特殊的距离和息息相关。 在床下，大姑姑和大姑父放了足够的盆盆罐罐，尽量让那些盆盆罐罐上面布满了灰尘。 就这样，爷爷躲开了政府人员一次又一次的搜查。 当时是夏季，那天前晌忽然下起了瓢泼的大雨，就那样一直的下，没有停止的意思。 大姑姑家院子里排水不畅，一会儿的功夫就积了一脚髁深的雨水。 也许大姑姑认为，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人来搜查爷爷了，她就小心地搬开那木板下面的盆盆罐罐，对“小拐窑儿”里面的爷爷说：“爹，你出来透透气吧，外面正下着大雨”。 爷爷从“小拐窑儿”里爬出来，他伸伸懒腰，也没有说什么话，就在大姑姑事先放在窑门门槛里边的一个木凳上坐下来，他一边狠狠的吸着凉丝丝的空气，一边看着院子里那水面上泛起的水泡泡，门槛外边的雨水不断地溅落在他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和邻居那堵隔墙忽然倒塌了下来，霎时间两家立刻成了一个院落，待爷爷清醒过来，他立刻转过身去走到了土窑里面。 也就是在第二天的凌晨，一阵阵敲门的声音响过，大姑姑藏好爷爷把大门开开，走进来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直接到爷爷藏身的那个土窑里，一番搜查后就把爷爷带走了。 原来，就在两家隔墙倒塌的那一瞬间，隔壁那家监视的王姓妇人也坐在对面屋门门槛的一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堵墙，那堵墙完全倒塌下来，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爷爷就坐在那孔土窑的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