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先就是从粮票和棉布票开始的。
1953、1954年，中央分别宣布粮、棉统购统销政策，城镇居民、干部先是凭购粮证买粮、凭棉布票买布，后来买食油、猪肉、糖、黄酒、豆制品、禽蛋、煤球、肥皂、煤油、卷烟、手表、自行车等等，都要凭票供应，于是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叠这个票那个票，人们便统称之为计划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已经无法计算。
票证的使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很多时候往往比现金更加重要，这年头生过许多有钱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事情。
而1986年这时候票证的使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淡出市场，岸江市年初已经宣布取消粮食物品凭票供应政策，是全省第一个取消粮票使用的城市。
岸江市的粮票虽然已经退出了市场，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布票，却还处于半萌退状态，没有完全退出市场。
岸江市百货大楼的专柜里各种式样单调的衣饰数量不少，虽是国营单位，但已经没有再使用布票，而周遭街市许多国营成衣铺，却依旧进行着现金搭配布票的销售方式，再者还有一些率先吃螃蟹的个体工商户也在经营成衣，但用布票加现金购买的衣服，在岸江市依然热销，这是因为现如今岸江市的布票虽处于半萌退状态，直接用现金购买成衣的商店也不少，但若论衣服的质量，却还是那些需要凭布票购买的老牌国营成衣铺里的要好得多。
这年头富裕的人太少太少，普通老百姓买衣服先考虑的不是好不好看，而是耐不耐穿，一件款式优美的的确良衬衫，在普通老百姓眼里，绝对敌不过一件粗制老款的劳动布中山装，因为劳动布中山装耐穿耐磨。
国营百货大楼和一些经营服装的个体工商户，恰恰又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只求出售的衣服尽量新潮好看，因为这样的衣服卖出去更能赚钱，那些穿十几二十年，即使是新三年旧三年，再过三年补丁加补丁也还不会烂的成衣，卖出去不仅赚不了几个钱，也因为衣服耐穿而激不起消费者的购买**，所以不屑销售。
这样的市场是很“尴尬”的，但也正因为秦唐熟知这段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下的市场“尴尬”，才花了大力气说服秦志国，与他一起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计划票“投机倒耙”大潮中来。
在计划经济年代，岸江市的粮票供应是因人而异的，机关行政干部一般是每月2o多斤，在单位干重体力活的每月可供应45斤左右，刚出生的婴儿也有，每月大约是7斤。
由于岸江市是全省率先停止全省统一粮票使用的城市，城市居民家里的存粮票全变成了废品，不过一直都存在的黑市粮票市场还是有人收购，于是如潮水般的“废品”粮票就从居民的手中贱价卖到了黑市粮票贩子手中，使本来价格不算低的黑市粮票价格被冲击得一落千丈。
这时候信息闭塞，买卖黑市粮票的大多是一些胆子大但见识却短浅的黄牛之辈，他们把从岸江市现在每市斤五分到两角收来的粮票，拿到附近城镇每市斤二角到四角高价卖出，秦唐和秦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往黑市粮票市场上横插了一杠子，不过他们的操作方法，却与黑市粮票市场这些黄牛之辈大大不同。
秦唐和秦志国并没有在粮票市场等着往居民手中收购存粮票，而是用每市斤一角到三角的价格直接往粮票贩子手中收购，粮票贩子能够不跑附近城镇，省了路费就近就把从居民手中收购的粮票卖出，并且赚钱，自然是乐意之极，而且直接从粮票贩子手中收购粮票，那数量之巨大不是往居民手中收购可以比拟的，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有钱，想收多少就能收到多少。
在把两千块钱现金全部换成粮票之后，秦唐和秦志国马不停蹄就赶往附近城镇。
岸江市附近的城镇不属于农村，大多是类似大型钢铁集团和化工集团之类的工业化城镇，这些城镇还没有停止粮票的使用，同时生活水平要比岸江市低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业化城镇的生活区里住的几乎都是大型钢铁集团或化工集团的职工，长年累月因为工作的原因穿着工作服，手中的布票基本上是废品，所以秦唐和秦志国揣着价值两千块的粮票辗转于岸江市各周边城镇，并没有拿粮票换现金，而是用粮票换布票。
岸江市周边的这些工业化城镇并没有类似岸江市那种有一定规模的黑市粮票市场，但私底下的计划票交易倒也存在，只不过全都是不同人用一种计划票换得现金，再用现金去收购另外一种计划票，像秦唐这种直接跟同一个人用一种计划票换另一种计划票的方式，几乎没有。
两叔侄就这样，用五市斤粮票换五件成衣布票的方式，大规模的把岸江市周边城镇居民手中的布票换到了自己手中，而一件成衣布票拿回岸江市，就算卖给计划票贩子，也可以卖到四角到一块钱不等。
财富就是在一种很畸形的市场上，用一种很畸形的投机倒耙方式，被秦唐和秦志国两叔侄，汇聚到了自己手中。
秦唐不记得前世是哪位靠类似这种畸形投机倒耙起家的八十年代的“万元户”说过，信息流通不便与人民意识的开化度不够，是搞真正投机倒耙的最佳时机，在二十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