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对朝廷辩议祀孔之礼的进度了解总会延迟那么数日，而这数日之间，在张孚敬与杨廷和这一对原本大礼议当中正反双方主辩的联手出击之下，反对重定孔子祀典的人左支右绌。
好消息是，张孚敬终于启程离京了。
坏消息是，王守仁那几卷《实践学与辩证法之考》以离谱的速度被誊抄出来了很多卷。
皇帝那边最初只是让宫里识字的内臣们不舍昼夜地换人誊抄，而誊抄出来的五套交给张孚敬及杨廷和等人之后，他们自然又都各能找到人誊抄更多。
朱厚熜提出天、物、人三理之说的时间挺早，那还是在嘉靖元年。
但这些学问观点在御书房内和离京参策之间又推敲研讨了很久，直到嘉靖二年的年底才正式让外界得知。
一直到现在，这也是
杨廷和他们的事太多太杂了，没法完成这个工作。
朱厚熜虽然嘴上能说，但让他自己能很轻松地引经据典、用现在的学问大家们习惯的逻辑和词句去表述，那也没戏。
而丁忧的王守仁，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孔子祀典还只是一种态度和象征意义上的争辩，这实践学与辩证法，那是对如今身为官学的理学甚至是儒学的正面挑战！
杨廷和已经拿到了一套，看到
“父亲，歇一歇吧。”
四个儿子当中，杨慎在广东，杨惇去做了巡水御史，三儿子杨桓已经放弃再考、得荫中书舍人，四儿子杨枕中举已经八年，他还想再试一试。
看儿子端来了一杯茶，杨廷和先搁下了书，而后问他：“你读到哪里了？”
“儿子刚读到
杨廷和点了点头，惆怅地说道：“王伯安一生颇多坎坷，心志之坚远非常人可比。悟得致良知之法后，更是已近浑然天成。能令王伯安能再有心得、更易学问坚持，这实践学确实奥妙无穷……”
他在学问的悟性上向王守仁低头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过去，皇帝有时候固然能有许多妙语让他感觉犹如醍醐灌顶，但始终是不如王守仁讲得这么通透，讲得让他更容易理解。
这原因很简单，儒学之内本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术语言”体系。
朱厚熜的用语总是更跳脱或者更粗俗浅显，对于学术大佬们来说其实不太友好：不够精确，不够让人联想到更多前人的言论而思考更多。
但王守仁是专家。
实践学要能够称之为“学”，是必须从世界观的层面进行系统阐述的：世界的本质如何，世界变化的规律如何，人的思维与世界存在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如何。
其实，从上古到现在，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提出“哲学”这一学科范畴，但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包括宗教，其实都回避不了对世界观的阐述。
这个时候，学问也没做很明确的具体分类。诸多学问中，也只有算学、天文历法、医学等等从上古浑然一体的学问当中独立出去。哲学的研究内容，也就主要围绕本体和认知来展开。
理学与心学之别，也就是这些方面的观点有些差异。
现在王守仁再上一层楼，不再拘泥于心学或者单纯理学的框架。
这固然有王守仁悟性非常人可比的原因，但在杨廷和看来，朱厚熜那“偶有所得”的一些说法，也实在过于发人深省了一些。
想到这里，他对四儿子说道：“你既能中举，其他学问倒不必再细细钻研了。这实践学与辩证法之精妙，不只是为父，诸位参策也都深为叹服。为父平日里与你已经有些对谈，如今又有王守仁这五卷书，伱且安心研习，不必执着于后年会试。三五年后，世人必明学问大道何处。”
杨枕有些震撼地问：“三五年？”
什么学问，不是在天下读书人心目当中经过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争辩才会被更多人接受？
是因为这实践学的背后是陛下吗？可学问的事，终究要经得住辩才行。
杨廷和挥了挥手：“回去继续读吧，为父把这
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物之理的提出。万物之理，是最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得到明证的学问。这些学问也全都被纳入了这儒学的新发展实践学当中，学问的可证、可行，都不再只是言辞思辩。
再者，若陛下说的这一套东西那么好找到错漏之处，以杨廷和这些人的功底，又岂会这么热心呢？
今人胜古人……今后，恐怕也不必称孔庙了，称儒庙如何？
那么大成文宣先师及其弟子一殿之外，如何不能再添理学一殿、实践学一殿？
陛下说了，万事万物本就是发展着的！
杨廷和想着自己“新党党魁”的身份，认认真真地阅读着王守仁的成果。
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所启发，著书立说。
等到嘉靖五年新法推行全国，他也年近七十，应该激流勇退了才是。
功业，他杨廷和已经不缺了；而这新学“登基”的过程里，他杨廷和还缺很多！
京城之中，士子和官员们这次有了不得不参与也必定需要参与的热议话题。
皇帝只因为黎贯讥讽他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