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做法简单来说，就是依靠指定的土著商人作为包收人，向农民收购，然后将鸦片运抵加尔各答，然后按事先分配好的额度出售给竞买者。在这一过程里，每蒙德（印度的重量单位，1蒙德折合37.32公斤）鸦片要缴纳30卢比的出口税；而对于非指定包收人运到加尔各答的鸦片，除了30卢比的出口税外，每箱（60公斤）还要再交80卢比。
以上就是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鸦片体制改革的始末。在另一时空有很多人错误的认为英国人在1757年占领孟加拉后就竭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并于1773年确立大量种植及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并给予东印度公司制造和专卖的特权。
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增加产量并对中国鸦片市场加以垄断那是后面的事，与1773年的改制无关。
捎带说一句，公司曾在1773年财务状况日益恶化之时要求英国政府提供帮助。帮助得到了，但也开创了英属印度的双重管理制度，英国政府成为股东之一，黑斯廷斯也成了英属印度的首任总督。
1775年，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西北的奥德土邦得到了另外一片著名的鸦片产地——贝拿勒斯。这里生产的鸦片后来在中国被称作“剌班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市场上曾风靡一时。于是，英国人完成了对孟加拉鸦片产区的全面控制。
1785年，广州特选委员会因为缺乏资金，无力投资中国商品，东印度公司便在鸦片贸易方面做起了文章。参议会决定继续实行包收制，但必须通过招标方式进行。收购上来的鸦片在加尔各答公开拍卖，并在指定日期前以现银方式付给广州的公司大班。
康沃利斯接任后，继续实行包收制，细化了很多条款，加大对公司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压低了鸦片的收购价格，进而从鸦片拍卖上获取到更多的利润。历史上到了1800年，东印度公司在鸦片上的收入高达273万卢比。
就这样，英国人终于构筑了对孟加拉地区鸦片贸易的垄断体系。由于麻洼鸦片产区在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地区，公司暂时无力企及，于是便对麻洼鸦片的出口采取了单纯的封锁政策，以限制外部市场的供给。
英国人对孟加拉鸦片的垄断，为大规模生产准备了条件，此外东南亚的鸦片市场如今也已经发育成熟，而十年前因为吸食方式改变而引发的中国市场需求放大，最终使得鸦片的大三角贸易初步形成。
在如今的广州市面，一斤鸦片的到岸批发价就是四两白银，而零售价高达七两白银以上。刘铮去广州那一年的零售价是多少？1.9两白银。
“丁将军，贵方提出的条件，我要带回去和总督阁下商讨。您知道的，很多事勋爵他也无权做主，必须经我国政府和孟加拉参议会同意。”
大棒既然给了，胡萝卜也得拿出来。于国峰起身和邓达斯握手，微笑着道：“种棉花吧。”
“什么？”
“我是说你们把罂粟铲了，种棉花。我们需要很多棉花。”
事实上北海镇要棉花可不全是为了穿衣盖被，制作硝化纤维也是主要用途之一。除了打仗，普天下这么多的路要修，要开山炸石，需要的棉花数量简直海了去！虽说丁国峰之前从坦贾武尔方面也下了每年采购二十万磅长绒棉的单子，可还是远远不够。
邓达斯不以为意的道：“贵方打算买多少？”
“你们去年向广州出口了多少？”
邓达斯转身看了一眼助理，对方急忙打开随身带的本子，扒拉半天，随后轻声耳语了几句。于是邓达斯转眼就脸不红心不跳的道：“二十万件。”
真是睁着眼说瞎话啊！
根据北海镇派驻在广州的情报站搜集来的数据，1793年东印度公司向广州出口的棉花是三万零七百八十包，而英国外洋港脚船的出口量则是差不多十五万包，两者合计才十八万包。
丁国峰微微一笑，也不反驳，点头道：“如果贵方同意我方的两个条件，那我们就按每年三十万包，每年递增15%的幅度，签一个十年期的供货合同。你们把货运到巴城，我们给现银。不过价格就不能再按15两一包了，巴城可比广州近多了。”
邓达斯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不由伸手抓住助手的胳膊，以免让自己出丑。这已经不能说是天上掉馅饼了，简直就是哐哐往下砸大肉包子！这事太大了，他得赶紧回加尔各答面见总督。
话说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除英美俄等少数国家还能硬扛，绝大多数原先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都有淡出广州市场的现象。这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中西贸易呈单向流态，中国对所有西方国家都是贸易顺差。
西方人急需中国的茶叶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而中国人啥都不想要，就要银子。
比如英国人在1721年至1740年间，用来偿付广州贸易额的94.9%都是金银币，只有5.1%是用货物来冲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