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民间禁不禁火枪？答案是也禁也不禁。从顺治时代起，清廷对民间火器一直处于左右摇摆的态度。
一方面，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乐见民众持有先进武器，老百姓的武装越垃圾，官府的镇压成本就越低。这就好比火枪出现前，历代官府都是禁弩、禁盔甲一样。
根据《大清律例》相关规定，凡民间私有人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号带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呵呵，以上条例完全就是袭自《大明律》，一字不差。
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古代的政府管理能力上讲，彻底禁绝民间火器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针对兵部上奏永禁鸟枪的请求，康熙的答复是，天下治理之道，关键是政事上的得失，跟火器没关系。再说天下有谁能比吴三桂的火器多？火器不足恃，就这么地吧！
虽是这么说，可到了雍正时期还是对火器做了明确规定，即枪长不能超过一尺五寸，每家只能有一杆。而且如需使用火器，必须呈报官府。一尺五寸长的火绳枪，充其量也就是个手铳，再加上官府对硫黄和硝石的严格管控，使得民间的火器很难对清廷统治构成威胁。
清代火器大量进入民间恰恰是雍正、乾隆时期，之所以在一段时期要严格管控，主要是在福建、广东的土客大规模械斗中，火器的身影频频出现，甚至还动用了土炮。这尼玛就太过了！
事实上在乾隆中叶以后的华北地区，严禁民人持有火器、硝磺的律法几成空文，两米长的鸟枪很普遍，一次买二三十斤硫黄硝石的例子也有。在地方官员那里，只要别惹出大篓子，都是睁只眼闭只眼。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就是，别看华北地区民间的火枪很多，但是在盗匪团伙和反清起事的过程里，火器用的却不多。要知道两米长的火绳枪从准备到击发需要很多步骤，熟铁打造的枪管又死沉，还不如刀枪好上手，抄刀子直接砍多带劲啊！
到了乾隆四十二年的时候，时任山东巡抚国泰有鉴于清水教作乱时绿营战斗力低下的问题，曾上奏让所属民壮操练鸟枪，大有“藏兵于民”之势。而乾隆则对此严词训斥，并密谕各省督抚，其理由是：
“......况火药所关甚巨，亦未便散给人役。若概使演习鸟枪，并令熟练进步连环之法，于戢暴防奸之事，并无裨益。况各省训练纯熟火器者多人，则又不可不豫防其弊。即如前年山东逆匪王伦滋扰一案，幸若辈乌合之众，不善施放枪炮，所以一举殄平。此其验也......其各州县、既有额设民壮，自当严饬有司，尽心训练，操演寻常技艺，与兵丁等同资捍御，以收实效。其鸟枪一项。不必演习。”
乾隆的意思是，得亏清水教是一帮乌合之众，不善枪炮，这才能迅速平定。要照国泰的想法，以后的逆匪搞不好都是火枪大炮齐上阵，朝廷还玩P啊......
文登县城被打下来后，于顺带着一个手下踏上了前往宁海州的侦察之旅。两人一过了汤泉镇，便感觉官道上的气氛跟往常明显不相同。
单身行路的一个都看不见，像他们这样两人结伴的都没几对，路上的人少则十几个人一伙，多则百十人一群，不管是家丁还是长随都是绑腿短打，带着刀枪、土铳，夹护着骡车，横眉瞪眼，气势汹汹，匆匆往西走。于顺想借着问路攀谈几句，谁知那些人都跟防贼似的死盯着他翻白眼，一副只要口风不对，就准备抄家伙大打出手的模样。
沿途的山沟、河边的村落里都像是人死绝了一样肃杀萧索，平日在村口玩耍的小孩儿也都不见，家家户户都是紧闭屋门，连鸡叫声都听不到。偶尔响起几声狗叫，很快就没了动静。
于顺和同伴好不容易看见有出门打水的老人，说话间也都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有的说文登城被北海贼杀的干干净净，鸡犬不留；也有人说宁海州的县太爷跑了，福山县满城老百姓也都跑了；还说什么北海贼来胶东就是抓人的，以后都要送到极北之地卖给红毛鬼......如此种种谣诼纷纷。
由于担心官道上会有人稽查，于顺便和同伴走了昆仑山的南麓，然后寻着金水河的方向再向北。走到距离宁海州还有五十里时，就见不远处一个村子影影绰绰的横亘在前，狼牙嵯峨，怪石乱木。两人走了一天也都累了，便决定进村休息一晚。
村子就在金水河边，依着山势水势从南往北就是一条街。可让于顺二人觉得奇怪的是，他们这一路走来，沿途各村各镇都是冷街空巷的死气沉沉，那些村民和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成了闷嘴葫芦，一个个都跟防贼似的躲着。
可这村子看上去却是一派安宁祥和，南北街上卖杂货的、竹木作坊、布店、饭铺、客栈、酒肆全都开着门做生意。街上人虽然不多，可来来往往的很多都是一身长袍马褂的体面人；除此之外还有牵着牲口的老人、带孩子的女人……甚至在东山坡上遥遥可见牧羊人举鞭吆喝，河滩上也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在用木棒槌洗衣服。